最近，《觉醒年代》热播，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追捧，让人梦回一百年前，一群年轻人逆天改命，发誓要革新中华。

陈独秀的两位儿子双手脚被铐上镣铐，赤脚踏着血水走向刑场，眼神坚定，回头微笑的场景，赚足了观众的眼泪。

在乱世年代，既有贪生怕死，如蝼蚁一般独活的人，也有英勇献身，心向阳光的英雄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也有人顶着炮火，在“偷偷摸摸”地搞教育兴国。

鲁迅、林语堂、孙伏园、顾颉刚等名师纷纷南渡，来到厦门大学教书，有人开玩笑说：“半个北大来了厦门”。

而邀请他们来的，正是爱国华侨陈嘉庚。

为了兴办学校，他将筹办婚礼的2000银元花在了教育上；

为了替父还债，他顶着被人嘲笑的声音，四处借钱，把借来的7000块拿去承办菠萝罐头厂，最后帮父亲还了20万；

为了让厦门大学继续存活，他忍痛割爱，停办企业，卖大厦。

从1904年到1931年，27年间他赚到1331万，其中就将1217万花在了兴办学校上。

也就是说，他92%积蓄都用于教育上。

1930年，日军一把火烧了陈嘉庚的橡胶厂，陈嘉庚顿时陷入困境。

陈嘉庚的亲友劝他，将厦门的经费拨出来，用于复兴企业，但陈嘉庚断然拒绝，说：“我吃稀粥，佐以花生仁，就能过日子，何必为此担心。”

后人歌颂他，称赞他，将无数的荣耀汇聚于他身上。

然而，伟人一开始也只是普通人。

1870年，在媒人的介绍下，17岁的孙秀妹与集美后配角的陈杞柏，结为连理。

四年后，陈杞柏的长子陈嘉庚出生，由于父亲陈杞柏常年在外，因而抚养陈嘉庚的任务就落在了母亲孙秀妹身上。

孙秀妹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风熏陶。

她常常跟陈嘉庚讲故事，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深深吸引着陈嘉庚。

但让陈嘉庚感到疑惑的是，母亲所讲的故事里，所有的主角几乎毫无缺点，他们完美得就像一条永不断流的小溪，潺潺流过陈嘉庚的心里。

陈嘉庚问孙秀妹：“为什么故事里都是好人，没有坏人吗？”

孙秀妹笑了，她停顿了一下，继而说：“坏人，就等你长大后到社会上偶遇，我现在只需要将好人如何好，告诉你，让你也能像他们一样，做个好人，对别人好，对国家好。”

母亲的温柔、善良时时伴着陈嘉庚长大，在《陈嘉庚自述》中，陈嘉庚说道：“如果让我画出母亲的样子，我可以画一千张，甚至一万张，可依然画不尽她在我心里的样子。”

1882年，孙秀妹将陈杞柏寄回家的钱拿一部分出来，送陈嘉庚到附近的集美南轩私塾读书。

那时，陈嘉庚8岁，却早已见到了中国教育的“肌无力”。

所谓的读书，就是老师带着大家一起读《三字经》和四书，从头念到尾，念一个月，一个月后老师休假一个月，一个月后老师抽查学生背诵情况。

陈嘉庚读得一头雾水，他不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，他举手提问老师，可老师愣住了，盯着陈嘉庚，陈嘉庚心虚地坐下了。

同学们个个都惊讶地看着他，他们的眼神仿佛在告诉陈嘉庚：我们都会，你怎么不会？

看着周围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，读得摇头晃脑，他陷入自我怀疑。

他心想，自己会不会脑子不好，别人读得懂的东西，他怎么就不懂。

那天，他垂头丧气地回家，不敢跟母亲说，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遍又一遍地读，希望自己勤能补拙，能把这些晦涩的字读懂。

虽然陈嘉庚闭口不提，但在门外偷听的母亲，大概能猜出自家儿子的心事。

她站在房门口喊：“哎哟，你这读的是什么东西，我怎么都听不懂，好难……”

孙秀妹话还没说完，陈嘉庚兴奋地打开门，问母亲：“你也不懂吗？”

“不懂，我都听你读了三遍了，可我还是不懂。但我觉得，或许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来学学，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嘛。”

于是，孙秀妹和陈嘉庚并排坐在院子的门槛上，仔细地研读四书的内容。

就这样，陈嘉庚持续学了一周，已经把四书的边边角角都摸透了。

后来他才知道，当时同学们并不是真的懂了，他们只是以为自己懂了。

而孙秀妹的“教学方法”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，她只是让陈嘉庚选择最感兴趣的部分，按照自己的理解说给自己听，然后自己再指出他话语逻辑里的违和，陈嘉庚再把这部分的内容琢磨清楚，以此类推。

不知不觉，陈嘉庚靠着这招已经将四书学完了。

这与作家周岭研发的“触动学习法”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人类的大脑细分为三脑，本能脑、情绪脑和理智脑，而我们平时学习，主要调动的是理智脑，玩耍娱乐启动的是情绪脑。

本能脑和情绪脑非常活跃，也容易活跃，因而我们常说“情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”。

而孙秀妹运用的正是触动学习法，让陈嘉庚调动自己的情绪脑，随心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，进行解读。

在讲解的过程中，陈嘉庚必然经历了逻辑的重组，话语的重造，原有的知识体系需要识别新知识的加入，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形成强关联，从而打造了自己独有的知识体系，这是理智脑的活儿。

这样，陈嘉庚情绪脑和理智脑完美搭配，学得也就轻松了许多。

母亲不仅教会了陈嘉庚如何学习，而且还让他明白了“担当”二字的沉重。

1904年，陈嘉庚刚为母亲守孝3年，父亲陈杞柏因为生意失败，随之抑郁而终。

陈杞柏没有为儿子留下千万家产，只留下了20万债务和一家垂死挣扎的米店。

在新加坡的法律里，只要公司宣布破产，以资抵债，不需要父债子还。

那天，陈嘉庚一整天都待在米店里，翻看父亲的账本，账本上记满了这几年来米店的各项收支，有的时候陈杞柏还会在末尾写两句加油打气的话：

“嘉庚的学费，还差70，加油！”

“下个月寄回家的钱，还没有着落，加油！”

……

陈嘉庚每翻一页，就好像与不同时期的父亲对话，亲切又温暖。

他知道，米店是父亲的心血，自己不能让它毁于一旦。

第二天，陈嘉庚找到债主，跟他承诺：“不会宣布破产，只要我陈嘉庚在人世一日，所有欠债一定会偿还。”

话语一出，债主笑得前仰后翻，指着陈嘉庚身上打量，说：“就凭你？20块都给不起吧？”

陈嘉庚面不改色，腰板挺直地走出债主的店面，债主追出来，在身后大喊：“傻大憨！”

陈嘉庚到处借钱，许多华侨碍于面子，都同意将钱借给他，就这样，陈嘉庚东拼西凑借到了7000块。

要多少个7000块才能填满20万的缺口呢？陈嘉庚心乱如麻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办。

最后，陈嘉庚拿着这笔钱盘下了一家罐头厂，开始做菠萝罐头生意。

借钱给他的华侨们纷纷以为，自己被陈嘉庚的“孝心”欺骗了，气得不行，在家里把陈嘉庚骂了个狗血淋头。

没曾想，陈嘉庚像是继承了父亲的经商头脑，菠萝罐头厂越办越好，很快就抢占了新加坡水果市场。

1908年，陈嘉庚已经连开4家菠萝罐头厂，连同陈杞柏的米店，陈嘉庚办得风生水起。

10年后，陈嘉庚还清了父亲的最后一笔债务，将7000块连本带利还给了华侨们，当初那些误会陈嘉庚的华侨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之后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极度依赖出口的南洋罐头市场大受打击，相反美国经济腾飞，对橡胶的需求日益增加。

陈嘉庚抓住机会，转战经营橡胶产业，从加工橡胶开始，到卖胶鞋，制造轮胎，买下橡胶制品厂、橡胶种植园。

1925年，51岁的陈嘉庚已经拥有1.5万英亩的橡胶种植园，30家工厂，150家商店，资产超过1200万元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南洋首富”。

陈嘉庚从负债20万到千万富翁，追溯根源，全依靠当初那7000块，如果没有那7000块，就不能有菠萝罐头厂，也不会有橡胶厂以及其他工厂。

面对“7000块如何填满20万债务”，陈嘉庚没有盲目地拿它去还债，而是让钱生钱，做一笔投资，让投资收益来填补20万债务。

回观普通人借钱，拆东墙补西壁，借用不紧急的债务，来解燃眉之急。

这样虽说及时解决了问题，但借用无度的同时必然会加剧稀缺，因为下一次你依然需要还清债务，而这笔债务就是先前你认为不紧急的，以此类推，你就陷入债务的漩涡里出不来。

这又容易引起经济学常说的“管窥效应”：你永远只能看到你眼前所欠缺的东西，急于填补它，却不知道更大的稀缺正向你扑来。

举个简单的例子：许多家庭因为没钱，让孩子早早辍学打工，以补贴家用，然而他们不知道，教育的收益比打工的收益还要大，只不过教育需要长久的投资，收益缓慢。

但陈嘉庚在面对债台高筑时，他没有急于用借来的钱去还债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想要凑齐20万，他就必须二次、三次，不断地借钱。

还完这债务后，他下次依然需要为第二笔债务想办法，而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借钱，用钱填钱。

这样，他就可能为了20万，而成为真真正正的负债人。

于是，他用这7000块做一笔投资，让钱滚钱，利滚利，很快就将20万还清了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将这次投资作为支点，撬动其他行业的发展，一点串出一条线，陈嘉庚慢慢创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，资产超1200万。

陈嘉庚用21年，从负债20万到资产1200万，其创业的谋略让不少华侨钦佩不已。

原本，富豪的剧本一定是：赚到盆满钵满之时，子孙绕膝，安享晚年。

可陈嘉庚像是没有忙尽兴，他开始搞起了教育，这念头还是来自于族弟。

1893年，陈嘉庚原本打算回国结婚，拿着2000银元高兴地回到家。

可没想到，昔日乖巧的族弟完全变成了纨绔子弟，整天只知赌钱，完全不知道书为何物。

陈嘉庚苦口婆心地劝说弟弟，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，别再赌博，可弟弟却说他“老人思想，不知及时行乐”。

那天，劝说无果，族弟又准备出去赌钱，陈嘉庚气得三步作一步，追出去扛起族弟往家走，把族弟绑在家附近的大树上，狠狠地打了一顿。

然而，族弟依然没有醒悟，陈嘉庚与母亲、未婚妻商量，将结婚的钱拿出来，办一所私塾，名为“惕斋学塾”。

这2000银元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是陈杞柏存了4年，给陈嘉庚成家的钱。

可陈嘉庚二话不说就拿出来了，他认为，人一定要接受好的教育，才能够好好为人处事。

之后，陈嘉庚一赚到钱就办学校，1913年，刚还完20万债务，他就回到家乡集美社，兴办集美小学。

从集美小学开始，陈嘉庚相继创办了女子小学、师范学校、中学、幼稚园、水产航海学校等，统称集美学校。

但他依然不满意，他觉得中国需要一所大学，系统化培养专业人才。

于是，1921年，陈嘉庚准备创办厦门大学，可创办厦门大学工程量不比之前几所中小学，即使陈嘉庚将自己的资产全数投入，依然不够。

无奈，他只能以创办厦门大学的名义，在众多南洋华侨中发起募捐。

（陈嘉庚巡视厦门大学的建设工作）

然而，前前后后募捐3次，在南洋华侨圈里愣是没有泛起一点水花，他们不仅不肯捐钱，还嘲笑诋毁陈嘉庚。

特别是第3次募捐，有一位华侨富商直截了当地告诉陈嘉庚，“我宁愿死后被英国当局征收4千万遗产税，也不会在这个上面花一分钱。”

但陈嘉庚便不服输，既然开了这个头，他就要把教育做好，把学校办大。

为了表明决心，陈嘉庚独立捐款100万，作为厦门大学的开办费，并承诺出资维持费用300万元，总共出资400万元。

1921年4月6日，厦门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，厦门大学正式成立，蔡元培、美国教育家杜威都到场庆贺。

学校有着落了，可校长、老师，陈嘉庚还没找好，但他心中早有人选，校长必定让好友林文庆来当最合适。

可这时，林文庆早就收到了孙中山的邀约，邀请他到广州来工作，林文庆陷入纠结。

思考了两天，林文庆只好写电报求助孙中山，请孙中山给自己出谋划策。

孙中山早就知道有人与自己抢人，不然林文庆也不会这么迟才回信。

可打开电报一看，孙中山发现与自己抢人的竟然是陈嘉庚，果断地回信，让林文庆直接到厦门，帮陈嘉庚一起办学校，搞教育。

之所以孙中山能够慷慨放手，完全是因为陈嘉庚当年对自己的帮助。

辛亥革命时，陈嘉庚大方地给孙中山捐款5万，而当时陈嘉庚的企业才刚有起色。

当时，孙中山知道陈嘉庚难处，连连推诿，可陈嘉庚坚持要捐，“这是好事，我当然要助你一臂之力”。

从此，两人也成为了好朋友。

1923年夏，闽军和粤军在闽南打得不可开交，数千闽军看中集美学校坚实的建筑，便驻扎在此。

学校里的学生整天处在枪火声里，害怕不已，陈嘉庚急得团团转，他想过，如果临时护送学生转移阵地，路上的安全陈嘉庚无法担保。

（陈嘉庚的雕像）

思来想去，陈嘉庚决定求助孙中山，让孙中山出面。

孙中山接到陈嘉庚的电报后，立即颁发批文：“应请贵省长转致两省统兵长官，对于该校务宜特别保护，倘有战事，幸勿扰及该校。”

批文一下，集美学校重新回归安静，厦门大学校舍也在炮火声中顺利完工。

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，可这时陈嘉庚的企业发生重创，事情来得毫无征兆，让陈嘉庚完全无还手之力。

1928年，日本大肆屠杀济南城内6000军民，制造了骇人惨况，这就是历史上的“济南惨案”。

陈嘉庚听闻，气愤至极，他带领各大华侨同胞，全面抵制日货。

日军觉得陈嘉庚这是在挑衅日本威严，于是彻夜一把火烧了陈嘉庚的橡胶厂。

这一把火，让陈嘉庚一夜之间损失40万元，加上陈嘉庚把企业一大部分盈利全都花在了兴办厦门大学上，这时的陈嘉庚根本没有一分钱。

陈嘉庚的工厂无法运转，几乎陷入停滞状态，为了周转，陈嘉庚贱卖了好几座橡胶园。

可还没等陈嘉庚缓一缓，1929年爆发经济危机，陈嘉庚的企业又挨了一刀，已然成了一只困兽。

这时，汇丰银行的副总经理向陈嘉庚抛来了救命绳索，他可以救陈嘉庚，但前提是陈嘉庚放弃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。

他调查过，陈嘉庚花在厦门大学、集美学校上的钱实在太多了。

为了保证厦门大学的教学水平，陈嘉庚聘用最好的教师，请来了鲁迅、林语堂、孙伏园等一流教师，他们每个月工资400大洋。

普通讲师一般200大洋，而厦门大学里的校工每个月都有25块大洋。

当时，5块大洋是普通家庭一个月的开销。

汇丰银行的副总经理觉得，只要陈嘉庚抛开这两个包袱，陈嘉庚的企业就能起死回生。

他把贷款合同放在陈嘉庚的面前，等陈嘉庚签字同意。

可15分钟过后，陈嘉庚把贷款合同撕掉，丢进旁边的垃圾桶里，说：“感谢您的好意，企业可以收盘，但学校决不能停办。”

1934年2月21日，陈嘉庚公司宣布收盘，将剩余的钱全部投入到厦门大学、集美学校中。

从1926年到1934年，陈嘉庚的实业亏损超过1000万元。

但在这8年里，他依旧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汇去了378万元经费，这都是他以厂房、地产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来的钱。

3年后，陈嘉庚再也无力承担厦门大学的费用，最后他只能忍痛割爱，将厦门大学无偿交给政府管理，厦门大学从私立变为国立。

1961年3月，陈嘉庚因眼疾和脑溢血等多种症状，身体状况不好。

他向子孙提出了自己的两个遗愿：第一，死后希望安葬在厦门集美；第二，集美学校一定要办下去。

他跟子孙们说：“我没有留钱留家产给你们，但日后厦门大学、集美学校有需要陈家的地方，你们一定要出手帮助。”

随后，陈嘉庚将剩下的300万全部捐给国家，一分钱都没留给子孙后代。

2019年6月10日，为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20元纪念钞。

纪念钞上印着8名已故杰出人士的头像，陈嘉庚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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